【南开故事】商科：前赴后继开拓进取

我心不变

　　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风雨兼程，起伏辗转，然终究前途发煌，日新月异。“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办学理念指引着南开穿越历史的雾霭。南开大学初立，商科即与文理鼎足而立，南开学脉“重商”传统，可见一斑。南开商科见证了南开历史，创造了商学辉煌。
一、商科甫建
　　张伯苓校长自始至终重视南开商科的建设，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而在无富可分，因国要昌盛就要先谋致富，欲谋致富，不能不发达商业。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伊始，在张伯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教育理念指导下，南开大学设文科、理科、职业科。职业科暂设商科。并且按照美国大学的分科、选科办法，将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4组。其中商科组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学门。“每生须依个性之趋向与未来之职业，在大学四组内选择一组为专修组”。后来又将专修的学门称为学系，商科设有普通商学、银行学、会计学等系。1919年9月7日、8日，新生入学考试，最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李宝森等96人，其中文科49人，理科19人，商科28人。1922年5月始建八里台新校址，盐碱沼泽，芦苇丛生，野草蔓蔓，一年努力新校园突兀而起。1923年首届毕业生21人顺利毕业，其中8人为商科学士。
　　商科成立初期，学生人数较多，占全校近三分之一，为最大部分。1922年9月入学商科新生44人，其中女生4人，“首开中国巾帼商风之先声”。早期来到南开大学执教商科的教师有经济学教授兼代商科主任的李宝鎏、会计学教授陈定谟、普通商学教授孙瓃、商学教授张平群、经济学教授何廉以及银行学教授唐文凯等。自1921年秋季开学起，文、理、商三科设主任。其中文、商科主任起初由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凌冰兼任；1923年，商科主任由孙瓃担任。1924年，唐文凯来校任商科主任。1927年商科改设普通商学、银行、会计、商业统计四系。改科后不久，唐文凯请假离校，由张平群任院长兼商法及国家贸易教授。
　　1929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大学教员资格审查条例》。按照规定，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至此，南开商科正式以专门学院命名。学校初创，各项事业处于打基础阶段，加之经费紧张，很多教师离职他就。结合国民政府各项对大学教育的规定，张伯苓决定加强商学院建设，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
二、抗战辗转
　　三十年代初，南开大学当时办得比较出色的是商科、理科，这与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的“科教救国”的思想有关，也是从天津工商业城市的背景出发的决定。“轮回教育”风波后，“土货化”教学思想兴起，“教授方法，不主仅读死书；学科内容，不主仅重外国事实；学校制度，不主仅模仿外国成规”，“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力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成为显著特征。商科教材自编建设成果显著，涌现出袁贤能、李卓敏《经济学原理》，何廉、李锐《财政学》，刘朗泉《商事法》，杨学通《银行会计》，陈筼谷《统计实习》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优秀教材。
　　1930年增聘天津市大通银行经理朱耀如讲授银行学，姚仲年任会计学教授，李守坤任会计学及统计学讲师，另请天津市上海银行经理黄钊翊兼课。1931年又有宗沁吾（银行学）、连铸久（会计学）任教。此年张平群就职政府实业部，商学院院长由何廉兼任，仍有会计、银行、普通商学三系。作为南开大学商科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何廉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不尚空谈、勇于革新、胸怀开阔、诚挚待人。何廉任院长后，商学院师资阵容整齐，课程丰富，井然有序。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员阵容和锐意进取的研究群体，如方显廷、丁佶、陈序经，以及后来的丁洪范、钱荣堃等。
　　当时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即注重基础理论学习，会计、银行、商学等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相同，三四年级各系专业课有所区别与侧重。值得一提的是，各系同学在四年级时，必须根据自己所学专业，选择一研究课题，用一年的时间加以研究，即“研究课”。课题选定后，由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具体指导并随时帮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之所学，参考各种资料并结合国家实际，加以探讨，最后写成论文。“研究课”旨在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与研究能力。当时教育部视察员曾对商科学生评语：“余等观察时，见商科二年级上经济课，男女生俱以英语笔记，敏捷正确，全班皆然。”商科课堂教学特色，可见一斑。
　　商学院还设有各种教学实用设备，用以直观教学与实习，包括：商品陈列室，银行实习部（兼设国外汇兑部），统计实习室，会计实习室等。商科教学十分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生社团商学会成立于1920年，以“联络同志，研究商学，共图商业之发达，服务于社会”为宗旨，分研究、调查、交际等股，以商科教授为责任顾问，聘请校内外著名学者为顾问，商业界人士为名誉会员，进行学术研讨、中外专家学术报告、商业情况调查等活动，相当积极活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由此爆发。7月30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军炸毁，师生流离失所，辗转南下。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再迁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对三校原来的院系进行了调整，共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4个学院。法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等4个系，院长由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陈序经担任。各系不设主任，系务是由各系的教授会主席主持，具体商学系为方显廷教授。法商学院中商学部分几乎全部是南开商学院的力量，显示了南开商科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影响。
　　西南联大时期，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担任常委。三校各自在昆明设立办事处，负责处理各校自身事务。南开大学保留了一些行政和教学组织，其中商学院院长由方显廷担任。初到昆明，院系设置与在长沙时相同，后将原来的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即法商学院包括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商学系等5个系。法商学院院长由陈序经担任，商学系系主任为丁洁。南开商科人在联大阶段，秉“刚毅坚卓”校训，克服物资极度匮乏的不利条件，坚持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商学系陈序经、丁洁、李卓敏、方显廷、陈筼谷等南开商学旧部更是发挥作用良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校筹划复员北归事宜。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并正式开学。当时，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亦称政经）4个学院，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系、货币银行系、会计统计系，由陈序经担任院长，后为鲍觉民。复员后，张伯苓主张商学院等应用学科继续大力发展。当时国内对于管理学科尚未重视，设有管理学系的大学寥寥无几，因此南开大学管理系的设立，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当时的工商管理、货币银行、会计统计三系是在战前南开商学系基础上分化而成的，因此沿袭人员、课程、学风等方面传统，驰名于国内外学术界。工商管理系主任为袁贤能，并兼任货币银行系主任，会计统计系主任为丁洪范。三系主要教员还有胡声鲁、龙吟、谷源田、杨学通、杨曾武、陈炳富、史道源、汪兆琛、林世昌、张英元、吴庆和等。三系关系密切，都强调经济管理实用能力的训练。所以，会计学、高等统计学、政府会计、成本会计、统计学等都成为三系的主要课程。三系一年级学生除学习大一一般必修课外，还有会计学、经济学、法学通论、经济地理、商学数学等课程。统计组学生还必须兼修微积分。二年级有西洋经济史、初级统计学、货币银行学、商法一、高级会计学等。三四年级三系除财政学、商法二、工商管理与组织、高级会计学等相同外，工商管理系还有专门的运输学、销售学、公司理财、劳工问题等。货币银行系有投资学、国际汇兑、金融市场、银行会计、银行制度等。会计统计系还有政府会计、审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经济统计等课程。南开商科教学宽基础、重应用的特点一脉相传。
三、曲折前行
　　1949年解放后，南开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党和国家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取消院级机构，将津沽大学财政学院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三个专业并入南开大学，此时，南开大学将经济管理相关学科分设为政治经济系、财政学系、金融学系、贸易学系、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统计学系。会计学系、统计学系主任由南开商科宿学丁洪范教授担任，老一辈南开商学人在建国后为南开商科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丁洪范教授为例，1947年他回到阔别10年的南开，讲授经济学、经济政策、成本会计等课程，长达32年，直到去世。当时，丁先生已敏锐而客观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倡走结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路线。
　　在“极左”等国际国内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经验。计划经济成为国内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微乎其微，企业经营成为政治指令的执行步骤。在这种大背景下，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科一度走下坡路。“学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连学校作息时间都严格仿照苏联制度。南开大学管理系、会计系分别于1956和1958年送走了最后一批毕业生，至此停办。1958年，南开商科应用学科划入刚建立的天津财经学院，许多知名教师也一并进入财经学院。之后，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科剩下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方面仅保留了企业管理教研室，经济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也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等经济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对企业管理的研究在这个阶段并非完全销声匿迹，严冬中孕育着春天的希冀，南开商学人从未停止过探求、思索。
四、凯歌复兴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各类企业公司急需一批优秀成熟的各层次管理人才。时代发展大潮呼唤管理学科复兴，经济振兴趋势亟待商科力量再起。南开大学的管理学科借着这股强劲的春风蓬勃发展起来。
　　人心振奋则百废可兴，信念不弃则学脉绵延。“商以富国”的理念是南开商科发展最可依赖的历史底蕴，南开商科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肩头的使命。南开大学管理学科复兴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重建管理系。1980年10月，在学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陈炳富教授开始了重建管理系的工作，至12月中旬筹办工作基本完成。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12月27日校党委正式下达文件任命陈炳富为管理系主任、华玉文为副系主任兼系直属党支部代理书记。此时的管理系实行系主任负责制，党支部起保证和监督作用。至此，停办了24年的管理学系终于恢复！陈炳富先生在管理系重建之初就明确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中与外、古与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为我国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这是值得南开商科铭记的历史时刻，复兴的脚步就此启程。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这需要一大批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尤其是需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际能力的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这为南开商科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在这样的前提下，管理学另外一个重要学科——旅游学系着手建立。1981年，国家旅游总局选择南开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批设立旅游专业的院校。当时在任的校长滕维藻教授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中国旅游事业和旅游教育事业的美好前景，主张在南开大学建立旅游学系。他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认真做好准备，参加建系协商和筹备工作。经过一番悉心的筹备，1981年，南开大学在历史系设立旅游外语专业。1982年，旅游外语专业从历史系分出，旅游学系正式挂牌成立。第七教学楼就是国家旅游局出资兴建，也是南开旅游学科迅速发展的有力基础。
　　1985年受国家审计署的委托，南开大学在我国首批设立审计专业并招生，后此专业与会计学专业合并。1986年，会计系正式从管理系独立出来，开始正式招生。会计学也是南开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重建后经过近23年的发展和完善，会计系成为南开大学商学院本科专业人数最多的系。
　　一方面由于长期计划体制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盘苏化的影响，教育系统对经济和管理一直延续着苏联“大经济，小管理”的模式，它直接影响到了管理和经济本身在我国的发展。南开校史上管理和经济两个学院多次分立、重组，经济学院最初在1931年成立，1934年又曾并入商学院成为经济系。时间运行到90年代初，南开的管理学在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大背景的影响下，属于经济学院下属的一个系，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院。但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急切的要求，经济和管理必然是两个相互独立，互相扶持，相互依存的独立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的管理学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1994年，天津对外贸易学院整体并入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设有国际企业管理系、国际经济贸易系、会计学系、国际经济研究所。
    南开商科从初立时的步履维艰，历抗战前后的抚危续断，再经建国到改革开放的沉潜复兴，终于迎来新世纪的高度发展。南开商科励精图治、前赴后继、学脉绵延，但不变的是南开人“允公允能”的巍巍精神，不变的是商学人“商以富国”的坚定信念。

  （本文节选自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撰稿：张志刚、周轩）